幻灯二

素质教育的整个20年

近20年来,素质教育形成了由多个单项政策和多层次具体政策组成的政策体系,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素质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话语政治学”,它像一枚印章,印在各种问题导向、理想导向的教育政策文本的标题上。它已成为中国人对“好教育”的一种修辞,也是对“坏教育”的一种特殊批评。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它已成为政府对教育的普遍要求和衡量标准。 不可否认的是,近20年来,素质教育政策理念深入人心,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词汇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然而,公众对教育的不满并没有减少,相反,焦虑感却与日俱增。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送孩子出国留学。近20年来,我国各大教育改革似乎逐步展开,如被誉为“素质教育”核心政策的新课程改革、减轻中学生课业负担、控制乱收费、新高考改革、学生发展的核心问题等识字,不是让老百姓对教育越来越放松,而是越来越紧张。

回顾过去20年,每一项政策都是从美好的愿望开始,到失望的结局。政策制定者缺乏对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的深刻反思。他们往往以新一轮的决策咨询和新的政策补丁来代替,这使得素质教育成为一个边界不清、内涵模糊的大标签。

在国家和政府层面,素质教育是教育理念的表达、政策价值的倡导和教育措施的颁布。但一切政策都要落实到学校和教师一线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中。校长和教师成为政策过程结束时的承担者。

教育政策只有最终转化为学校管理措施、课堂教学常规、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才能进入政策的生命周期。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已经成为观察素质教育政策过程最恰当的焦点。任何教育政策都不能仅仅从思想上制定。研究者必须分析政策的表层和深层含义,特别是政策实施过程中权力的行使可能带来的教育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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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在素质教育正式实施的20年里,政府的政策倡导、学校管理行为和教师的教学行为如何相互回应、冲突和建构?本文在对政策争论提供不同视角的同时,也希望回应学术界经常提及的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在学校教育实践中难以实现素质教育政策的美好愿望?

从提供者到管理者:监视评估论

(1)教育系统的“分散化”与“开放化”与监督关系的形成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建立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转变政府办学模式,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政府要从“直接管理学校”转变为“通过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建立积极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体系和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

这种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至今仍在使用,矛盾在21世纪前10年十分明显。这是积极倡导“教育管理分权化、地方化”带来的区域教育失衡和恶性竞争的负面后果,而“择校乱收费”带来的积极措施“多渠道融资”10多年来治理教育收费的负面效果。分权不仅是上级权力的转移,结合“社会力量开放教育”的法律定义,也意味着这是国家退出公共领域和履行“权力下放”政治词汇规定的责任的表现。在一系列素质教育政策的相互作用下,一些优质教育资源地区出现“国退民进”是这种政策沉淀的结果。

2006年,教育部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对素质教育形势进行了大规模调研。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上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进行了大规模讨论。本次调查产生的大部分研究报告和文章都将素质教育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归结为地方政府的忽视,政策建议也表明需要加强问责。同时,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也将素质教育确定为教育领域的“法定要求”。法律条文很快变成了“问责”的依据——不仅是地方政府实施素质教育的依据,也是学校管理行为和教师教学过程的依据,也是学校教育实行“透明暴政”的依据。

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民教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涵盖了素质教育政策正式实施以来的几乎所有措施。“十三五”规划涉及政府的素质教育规划职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教材审批和使用监控制度,全面开展课程实施监控管理。二是发展“互联网+教育”,鼓励学校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反馈,为个性化学习和目标教学提供支持。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防止学校和教师只以录取率来评价,学生只以分数来评价。要把学生的品德、学业、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爱好和专业修养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内容。要建立学业负担监测机制,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四是改革教育治理体制,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放权与管理相结合,优化服务,落实办学自主权;扩大社会参与,提高教育开放水平,提高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这些计划不仅带来了学校质量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减轻学业负担等监控指标和新制度的建立,而且带来了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即“纪律”,一套结构、等级、检查、监督,实践和各种规章制度。政府并不是直接指导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师的工作,而是通过“放权”和“公开”,围绕学校和教师建立起一套监督的眼睛,形成了密切的监督关系。政府治理理论作为21世纪最流行的管理理论之一,为其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持。.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的角度看,政府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从实施素质教育政策前的教育提供者,到教育系统的管理者,站在学校和教师的上方和对面。.

在当今的政治词汇中,公开和透明已经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权利。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学校开放,开放教育体系,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众。教育政策和法律允许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激发一些市场竞争的活力。然而,社会力量不仅是教育的参与者,也是教育的监督者。人们普遍这样看待舆论的潜力:既然舆论是好的,是全社会的直接意识,那么公共机构只要被全社会关注,就会变得善良;舆论是社会契约的自发再生产。

在过去的20年里,教育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学校越来越意识到利用媒体来宣传学校。学生和家长越来越意识到如何利用媒体为自己而战。媒体也越来越善于把握教育话题和问题,制造热点,传播焦虑。作为州长,政府往往充当最后的救济者,协调学校、家长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制定补救政策。然而,它忽视了舆论产生的现实条件和舆论的“媒介”。它认为,民意是与生俱来的公平和自发,是一种民主监督。不能认为舆论必须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支配下运作。因此,今天的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充分发挥乌托邦性质的“看政治”就显得最为淋漓尽致。

从20年前呼吁媒体作为第三方民主监督公共部门,督促教育部门对外开放,到今天媒体积极解读、解读、预测素质教育政策集群中的各项政策和具体措施,媒体已经成为控制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力量,决策者和管理者要么利用它们,要么十分警惕。“教育舆情”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它已进入学科研究、政府研究和学校发展的主题。教育制度的开放,除了具有联合社会力量和外部监督的民主意义外,也使学校失去了作为被未成年人包围的独特教育机构所必需的封闭性和围栏,这意味着学校失去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保护和保护。

政府也可以通过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控制,或通过公布国家权威“意见”的一些示范性干预,无形地参与教育空间的分配。“十三五”规划在《全面开展课程实施监控管理办法》中提出,支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小班化教学,鼓励普通高中实施“选课制”、“走班制”,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开设各种高质量的选修课。推进合作探究学习,倡导任务驱动学习,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有效合作,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继续推进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全国青年大学生科学营等活动,积极试点探索大学必修课。

政府通过对基础教育学校的权威等级认定,授权部分学校进行引领、精英、创新的改革(特别是招生政策差异化原则),把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禀赋的学校纳入年级营。.学校、教师和学生在等级森严的微观社会和微观世界中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一些优质中学喜欢自称“深中人”(深圳中学人)和“雅丽人”(雅丽中学人),其中不仅包含着对学校文化的归属感,同时也具有身份界定权和空间配置权在教育生态中的心理优势。

(2)问责:政府治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

200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减轻小学生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在教学方法、复习教材、教师违章、作业、各类考试、免试入学等方面严格执行政策法规,比赛等2009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科学安排作息时间,组织全面检查;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中小学发展规划纲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10年)》,2013年首次要求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成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教育部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要求阳光招生、均衡排班、零起点教学、少作业、一小时锻炼、规范考试、等级评定、一科一辅、严格监督。“课业负担监控制度”的界定,使“监控”与“问责”成为一对概念,常常同时使用。上述政策被不少研究者认为表明,国家在问责制方面比较完善,建立了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制度,在绩效考核制度方面也比较科学和正确。

问责文化的兴起,使得政府作为一个权威的公共部门,吸收了“市场”、“管理”、“绩效”等市场话语。上述话语干预策略的引入,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配备了新的“话语”,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角色和关系:学生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学校应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学习是“成本效益政策的结果”,学业成绩是一套“生产力目标”;学校像工厂,教师把学生加工成生产者,接受市场检验;政府像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定期进行评价、评审和比较。

接受问责意味着组织必须按照纪律进行变革或重构:一方面,组织结构倾向于回避问责或转向直接监控,这提供了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计算方法;另一方面,组织的工作需要服从严格的业绩(或业绩)和竞争原则。绩效问责制是对所有学生实行标准化考试,并根据学校对考试成绩进行公开排名。不及格的学校被责令限期整改,否则将面临关闭的可能。这种以“教育质量保障”为名的绩效问责制度,已经成为政府向市场和公众解释的最佳方式。.

因此,责任文化通过组织结构的矛盾转换成为个人绩效竞争。事实上,绩效指标具有很强的选择性,突出一些,吞并另一些,但往往被称为“客观的”、“科学的”。学校教师在争夺高绩效分数线(如学生优秀率、招生率、班级竞赛、教学创新奖数量、教学科研成果发表数量等)时,也需要尽力掩盖一些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和结果绩效指标。政府从监督和问责上看清楚了绩效竞争的阻隔效应,很难改变。此后,指标语言取代了服务语言,责任语言取代了信任语言。

早在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鲍尔(Michael Bauer)面对现代政府和组织依靠外部审计运作导致的内部信任下降,权力指出了审计与问责文化对组织主体性及其成员关系的违背:“如果那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不被信任,那么人们就转向参与他们监督的专家,依靠书证的形式,并最终依靠审计人员自身的表现。如果你相信这些措施,那是因为你不能相信那些做日常工作的人的绩效结果。审计师不会因为是外部机构而不被信任。事实上,目前的趋势是处处把审计职能‘内化’,从而提高组织的自查能力。”鲍尔对中国近20年素质教育中政府治理模式引发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3)监督评价论:政府治理伦理

当教育行政部门成为“治理效率”机器时,素质教育的治理必然采取指数化、层次化、规范化的手段。管理越来越依赖于指标和大数据,这改变了学校的组织和运作模式。实践社区中的互动和专业化管理让位于组织管理和官僚制。

政策文本一方面宣传“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另一方面,指数化、层次化、规范化的长期后果可能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问题,加剧当前中小学教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实践性教学。同时,素质教育政策还将强调促进教育均衡,保障弱势群体享受素质教育的权利,如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等。然而,面对政策工具的指数化、层次化、常态化,优质资源越来越集中,均等化的努力往往被抵消甚至消失。这就是教育产品的力量展示及其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结果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或发展性评价转变,是十多年来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强调过程意味着更多的外部监控和内部保证,以获得良好的结果。其实,也可以说,执政者除了对产品结果进行控制外,还需要全面落实管理监督的控制程序。学校需要随时提交各种表格,学生和家长也需要向学校提供各种形式的学习过程。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都需要不断关注实现这些指标的过程,并监测他们的表现与合格或优秀表现标准之间的距离。向市场上的大数据公司学习学校和政府机构兜售各种过程数据收集系统,这也是一个例子。利用这种大数据进行过程监控和结果反馈,是人们对指数化高度迷信的有力证据。

利用大数据进行过程评价已成为一种非常方便、自称科学的监测方法。关于大数据在教育中的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数据可以促进教学,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完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促进教育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有助于智慧教育。然而,如果大数据采集系统没有伴随着组织的流程再造,那么其科学性就无从谈起。这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然而,这种似乎让公共部门更加透明、计算更加复杂的技术,实际上可能会让公共部门更加不透明,迫使校长和老师们培养出内部人知道但外部人不知道的“数据游戏技能”。有时是直接的虚假陈述或“欺骗”,有时是系统性的数据填写偏差。教师和校长们发现自己年复一年地面临着在竞争环境中取得成功或出类拔萃的压力。评估数据和结果的集中化趋势会显示出这些问题,并促使决策者频繁修补政策,这将导致怀疑和对教育系统缺乏信任的持续循环。时间把矛盾变成了振荡。近20年来,素质教育的老问题、新举措在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中交替出现。

从教育组织者到学校管理者:学科管理主义

(1)学校竞争文化的形成。

新千年学校管理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学校越来越多地建立各种正式的“管理账户”和“个人门户”,以发展计划、战略文件、未来目标和年度审查的形式进行个人评估。

20年前的每学年末,以集体聚餐、年终总结会、聚会等形式对学校工作进行回顾和检查的现象已不常见。相反,每个人都在计算机前的网络系统中填写由必填项和可选项组成的表格所需的性能数据。老师之间没有必要互相交流或批评。通过后台对数据库的操作和计算,性能水平一目了然。.

然而,绩效的社会工程满足了人们对增长和增值的需求,也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围绕标准化绩效指标的教育系统项目越整合,学校和教师就越难以为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灵活的满足;教师活动的绩效审计越接近,就越不可能在学生的正式学习之间实现平衡在非正式的时空中需要和追求自己的学习过程,这正是素质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上的本质所在,也是政策文本极力倡导的。为了提高生产率,绩效管理最终遇到了反生产率效应。

在问责文化中,学校要直接面对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利用家长委员会、学校开放日、家长上课和即时通讯工具,使学校的工作能够面对各地外部审计人员的目光,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改,学校管理系统也应该对审计人员透明。教学和学习都必须符合审计和问责制的要求。然而,真正有价值的教学过程和结果不能预先标准化,也不能局限于可衡量的产出。

以素质教育为崇高而全面的培养目标,学校不得不对管理指标进行拆解和规范,造成了难以想象和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精神分裂症”。

(2)绩效指标:学校管理的主要原则.

2008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2009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分配以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建立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师专业特点的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因此,政府的监督评价主义作为管理者,以教师绩效考核的形式作用于学校的日常工作,成为学校管理的主要原则。

能够组织活动、讲课、实施参与式教学和小组活动教学、展示教学效果,已成为素质教育中教师的金科玉律。任何想升职的人都必须先做到这些。但这些指标真的是素质教育的指标吗?

实施素质教育20年来,也是学校填表组织教学活动最多的时期。

形式不仅是一种权力技术,更是一种知识规则,它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事物以获得一种工具来覆盖和控制这些复杂事物,以及如何将复杂事物转化为一种“秩序”。指标赋予管理人员要求学校和教师提供个人数据的权利。随着评审制度的出现,管理、评审等写作工作增多,文件和会议被作为管理的主导过程实施。教学质量保证领导小组、质量评价小组和增值计算方法相辅相成,通过文件流转建立学校纪律机制。

在现实中,由于测量内容已知,教师和学生可以反复练习,以达到规定的行为和达到目标要求。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权力才能介入,并显示出支配和驯服他人的本质。

指标把“我们”变成“他们”,把人变成“可计算的人”,从而把他们变成治理产品和教育产品。写作不仅是交报告,更是调节作家的心态。他们应该牢记指标的要求,不断地将正在进行的经验与之结合起来,接受其中的微妙影响。师生们不停地爬网格填表格,按照指标的价值取向写下每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交上级部门检查,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分为“好”和“坏”,并公布清单。

这种依靠组织内部制表化、数字化、文本化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在21世纪初非常流行。以“质量认证”的名义,被许多组织购买来进行组织流程再造。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矛盾显而易见:一方面依靠文本委托管理的职责,易于集中控制,但远离员工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建立了实时监控和自我监控的新形式,并形成了“目标设定投入产出”的逻辑该评价体系简单易操作,但也便于员工轮流使用。

事实上,这种学校管理模式并不是在中国首创的,也不能归结为任何素质教育的政策倡导,而是世界各国、各领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漫理念。.2000年,一些研究人员在对英国小学的个案研究中发现,在大多数受访者中,“低信任度”呈上升趋势。随着正式“寻求安全”策略的泛滥,教师感到高度的情感伤害、生存焦虑和恐惧。在追求素质教育的道路上,中国从不缺少主动向外界学习的谦逊和坚持。比如,2015年,一股“中国教育学在芬兰”的怪风开始刮起。芬兰人自己可能没想到他们的教育会受到一个有着悠久教育传统的古老文明的青睐。教育界继续组织团体访问芬兰,举办高级别教育论坛,并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推荐给优质教育。一个国家的教育措施,无论其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的经验如何,简单化程度要高得多,却鲜有人了解。.

在以绩效为导向的学校管理模式中,监控技术的发展非常受欢迎。教育被视为一种产品,产品被自然合理地测试,能力、态度和取向都可以被衡量;然后产品测试技术被普及,每个人都可以附上一份索引文件,让“用户”拿自己需要的东西,提取部分使用。这个行业的人比较多。检测行业更加繁荣,产品检测的声音更加响亮。

随着教育测试行业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越来越多,使得有权势的人对教育过程的干预合理化。他们以产品使用者和监督检查的名义,要求学校教育生产出自己想要的产品。他们可以通过做测试和得到结果来引导、监控甚至奖励他们预期的行为。外行的眼睛可以监视外行的行为。此外,媒体作为公平的第三方参与,加强了局外人对教育内部活动的干预,这无疑是合理化的。

(3)学科管理主义:学校管理的技术伦理.

学校管理绩效指标以“零碎”的方式处理“人的活动-人”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新课程改革强调培养学生的沟通、组织、自学、分析、信息检索、创新等能力。运用“参与与表现”的评价,如新课改初期鼓励的“学习”和新高考改革要求的“综合素质评价”,掌握并实施潜移默化的控制。

考生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列入评分项目,从而得到鼓励和表扬。因此,外向、口才、口才甚至吹牛都是加分的表现。比如,通过自主招生口试(面试),可以得到不同的加分;什么看不懂、听不懂、记在笔记本上的人都会视而不见,被隐藏和忽视,所以内向、不善于说话、话少、含蓄都是降分的表现。

传统的语文教育强调内省性学习能力和洞察性自我意识,在技术指标的评价中被抛弃。实施素质教育2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活泼外向的孩子显然有更多的机会。学校不能容忍那些内向、沉默、自我探索的学生吗?

中国人一向重视的含蓄、谦虚、安静、自觉、行动胜于言辞的东西,什么时候被忽视了,现在却没有了它们的容身之地?

一种追求“名”、“力”、“清贝率”、“益本率”、“增值率”排名乃至崇拜文化的大众心理正笼罩着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然而,在整个排行榜的热门话题和崇拜背后,研究每个排行榜背后的评价标准的人并不多,更谈不上这些标准是否正确,对这些标准的衡量是否准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每年全国中学录取排名频频见诸媒体,只片面反映中学教学成绩的“产出”,而没有考虑中学毕业生的“投入”质量。多数优质学校争相公布自己在竞赛指标中的高分,如学历、学位、海外背景、名师数量、特级教师数量等。这些指标上的观察点可以直接、快速地转化为教学指标在市场上培养“货币价值”,以换取更好的学生和排名。竞争使学校和教师的行为和结果成为各种市场的交易品。

教育管理绩效指标也控制着教育活动的范围。代表性政策是中小学生“减负”政策。虽然政策要求减轻学生学业负担,限制书面作业时间,但在绩效指标管理模式下,政府的调控政策只带来了诸如提前离校、控制学生上课时间等表面性指标的遵守。然而,

素质教育的目标很高,这意味着学生的学习量只多了很多。要实现这一目标,素质教育的实施空间必然由校内向校外拓展。义务作业的减少,迎来了课外作业的激增。

“减负”政策和学业监控体系注重教育过程的可计算外部表征,迫使应试实践转移到非学校场地的课外时间。老师、家长和学生“只是不说”和“说一件事,做一件事”。在“课外活动在课堂”和“课外活动在课堂”的导向下,家长对孩子课余辅导和报告培训班的压力和焦虑越来越大。但是,在计算学生的学习成绩时,家长和学生的校外和课外投入不算在内。所有的“产出”都被视为学校投入的结果,在各类优质学校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名单上。

在学校内部,绩效指标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学校管理者要求教师按照素质教育的政策要求,不断加强“一级活动”的增加,提高要求和产出预期,如增加教师的教学投入、学生的学习投入、教研组讨论等,学校课程开发等;另一方面,绩效监督管理的工作时间和成本也在增加。.本来,二阶活动系统的存在就是收集绩效数据,参与组织的“印象”管理,从而计算工作任务或建立监控系统,增加组织活动,从而降低一阶活动的成本。现在矛盾出现了。一阶作业节省的成本或增加的产量被二阶作业增加的成本所吞噬。那么,绩效管理作为一项二级活动的必要性是什么?更不用说因为后者的存在,前者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表演”工作,不能带来全校效率的提高。这也是“机构性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

结论

近20年来实施素质教育,是政府、学校、社会机构、学术界相互纠结的过程,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然而,当政府把“治理论”作为教育领域治理的基础时,监督和问责被包裹在一起,这已经成为21世纪初以来“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时代,而素质教育在国家层面的正式实施后者则是在前者的统一要求下推进的,成为各方最能接受的政治词汇。20世纪以来,教育实践领域摒弃了19世纪以前形成的人文主义传统,走上了社会科学的道路,实证研究在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继而缩小到定量研究,将绩效转化为投入产出指标。当科学成为一种看似客观、理性的价值观时,教育中应该赋予的政治和伦理价值就被有意地忽略了。

素质教育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措辞纳入政策文本,倡导人人成功。然而,在实际的政策安排中,除非成功标准多样化,否则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相同的成功标准。.教育被赋予了实现社会流动、增加个人收入、丰富精神灵魂的功能。这些功能被素质教育的措辞所吸收,从而创造了人们对教育的乌托邦幻想,激发了独生子女时代父母对子女的无限想象。自我情感、情感、判断和经验不受任何限制和定义。每个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因此,主体精神的张扬与经济技术角色的异化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每个人都会被置于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中,教育应该为之提供适当的基础准备。然而,究竟该把谁置于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才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当政治哲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形而上学的指导时,教育领域不得不装聋作哑,所有人都被埋在一条充满无限疾病的漫长道路上。

经验表明,在任何历史阶段,现实无情地要求学校只关注一个方面,而忽视许多其他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经济成就赋予了教育领域拥抱市场的巨大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理性。然而,教育是一个领域,毕竟应该给每个人生命中最小的希望。人们不能满足于竞争市场的框架。如果解决的办法还是不断地添加新的理念和新的做法,很多时候根本就不会来仔细地消化和纠错,口惠而不至。

“与时俱进”的口号蕴含着很强的容错能力,无形中也懈怠了人们对素质教育改革道路深层次问题的理性分析,进行了认真的学术思辨,形成了稳定的理论观念,脚踏实地地回到了教育舞台,真诚而平和的方式,回归素质教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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